明末一个江湖游医，吴有性如何成为抗击瘟疫的第一人？

实际上这个名墨的江湖游医名字并不是叫做吴有性，而是叫做吴又可，在明末的时候，由于连年的征战，再加上瘟疫横行，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这时候吴又可站了出来，凭借着自己比较精湛的医术还编写了一本《瘟疫论》，可以说当时的吴又可应该是抗击瘟疫的第一人，而且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抗击瘟疫的第一人

在崇祯15年，百姓的日子已经是越来越难过了，而吴又可面对着时事九空的家园，心里也是感觉特别难受，再加上此次又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瘟疫，所以原先只是一个江湖游医的吴又可静下心来努力的在找解决瘟疫的方法。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瘟疫应该是属于风寒的一种，不过经过无有可的了解，他发现这次的瘟疫可以说是来势汹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风寒。

于是吴又可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并且呼吁自己的同行不要再去到一些古籍上面寻找解决的方法了，吴又可后来为了能够找到瘟疫的传播方式自己经常在猪圈还有鸡舍当中蹲点，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找出科学的答案。经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后来终于发现此次的瘟疫实际上是由“戾气”所致，在找到了病源传播方式以后，吴又可又经过了多次的验证，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此次瘟疫的药方。

实际上在2003年的SASI病毒来袭之后，世界上很多的医学家都束手无策，而在这时中国的一些医学者就复制了当年的这个药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来此次的瘟疫逐渐的平息了以后，吴又可又编写了这本《瘟疫论》，这本书籍是历史上第1本详细的介绍，有关于瘟疫的书籍，所以也算是一个宝典。

吴又可的妻子是谁，历史上的真名叫什么

妻子云淑。吴又可原名吴有性（1582年－1652年），字又可，号淡斋，江苏吴县人，明代著名医家。他提出了传染病是由一种不可见的戾气所导致，由口鼻而入，与现代的病菌学说接近。他启发了清朝的温病学派。

吴又可的“杂气说”是什么内容？

自从人类开始定居，瘟疫就如同附骨之疽不断纠缠人类，而且越是人口众多、越是文明发达的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和频率也就越高。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跟瘟疫周旋了数千年，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瘟疫的观点和理论，尤其以明末的吴又可提出的“杂气说”为集大成者。

吴又可的“杂气说”，早在微生物学出现之前，就大胆地提出了传染病来自人体之外的“杂气”，而人之间会因为“杂气”的交换，通过口鼻患病，实事求是地说，吴又可的理论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思想贡献。

中国古代的“疫”与“瘟”

中国古代将传染病称为“瘟疫”，从词源发展上说，先有“疫”，后有“瘟”。

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疫”字，这并不表示商周之际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当时因为人口较少，且爆发次数较少，所以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并不深刻。到了战国时期，人口增加，传染病开始大规模流行，于是在《墨子·兼爱下》中就出现了“疫”字：“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

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也在《月令》篇中提到了“疫”：“行秋令，则民大疫。”东汉时期，由于传染病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于是《说文》中专门解释了“疫”——“疫，民皆疾也。”

《说文》中有“疫”，但没有“瘟”，是因为“疫”字就可以笼统指称传染病了，而到了东汉末年，刘熙所著的《释名》中出现了“注病”，所谓“注病”，即“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显然就是指急性传染病。

急性传染病的流行，使得“疫”字无法概括所有传染病的形式，于是“瘟”字就出现了，成书于东晋的《抱朴子·内篇微旨》记载“经瘟疫则不畏”。也就是从这时起，古人称传染病为“温病”，“温”与“瘟”其实是一个字。“温病”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指发病原因——“温气”外侵；二是指患病症状——身体发热。

从词源来分析，“疫”侧重传染病流行的特点，而“瘟”强调人因“温气”外侵而患病，且具有发热体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瘟疫就是由外力作用引起的，身体发热的传染病，可以说中国的瘟疫概念基本上总结了传染病的特点。

中国古代对瘟疫的研究

秦汉至宋元时期

秦汉之际，中国人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因此瘟疫也开始频繁出现。

成书于秦汉的《黄帝内经》专门研究了“疫病”，书中指出“疫”的共同特征：“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另外，《素问》篇判断了“疫”的爆发原因是天气——“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虽然秦汉时期人们对瘟疫多有研究，但仍然无法制止这种传染病的流行，比如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温气疠疫，千户灭门”。曹植也在《说疫气》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爆发的一场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户而殪，或覆族而丧。”

由于瘟疫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古人对传染病十分恐惧，所以对待瘟疫的态度十分决绝，比如在《大戴礼记》中，古人提出的“休妻”的“七出”中，就有妻子患“恶疾”一项，这种“恶疾”并非一般疾病，而是有传染性的疫病。因为害怕传染众人，无法参与家族祭祀，所以才规定有“恶疾”的妻子可以休掉。

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是一部百科全书，在《养生要术》篇中，就记载了古人防治“瘟疫”的一种方法：腊夜持椒卧井傍，勿与人言，投于井中，除瘟疫。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由于玉米、马铃薯和番薯等高产量粮食作物的传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与之相应的是瘟疫也频繁爆发。据统计，有明一代276年间，共发生大规模传染病64次，而清代国祚295年，瘟疫出现了74次。比如道光年间爆发的一场瘟疫，据汪期莲《瘟疫汇编》记载，当时“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亡者。”

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很多人聚集在村镇和城市，瘟疫一旦出现，必然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中国人在结合古代医学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的基础上，通过防治瘟疫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在明清交替之际成形，明末医生吴又可的《温疫论》既是“温病学说”的理论源泉，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治疗传染病的专著，对医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吴又可与“杂气说”

吴又可，原名吴有性，字又可。他生活于明朝末年，当时正是瘟疫频繁爆发的时期，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华中和华东地区疫病爆发，吴又可深入疫区，通过在一线接触和治疗瘟疫，获得了大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完成了《温疫论》一书。《温疫论》首先思考了传染病的起源，吴又可认为“杂气”是造成瘟疫的罪魁祸首。

“杂气”说

吴又可否定了古代关于瘟疫的种种解释，尤其是《黄帝内经》判断瘟疫是“冬伤于寒、至春为温病”。他在《温疫论》一开始就提纲挈领地表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叫做“杂气”，并撰写《杂气论》《原病》等专篇详加论述。

吴又可认为传染病有不同种类，不同等而视之，虽然患病原因都可称“杂气”，但杂气之中又分不同气，所以，某些病只传染特定动物而不传染于人，传染人的病也不一定传染动物。

他在《论气所伤不同》篇说：“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吴又可已经区分了传染源，跨出了防治瘟疫的一大步。

“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在这里，吴又可又总结了传染病的一般特征：患病各异，以传染为共同表现。然后，在“杂气说”的基础上，吴又可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传染病的理论。

第一、瘟疫来源

吴又可推翻了前人关于瘟疫跟季节有关的论断，提出了疫病的病因是“感天地之异气”，所谓“异气”，就是他发明的杂气，而杂气，就是充满了微生物的空气，在病毒学和细菌学出现之前，吴又可对瘟疫来源的认识是极为准确的。

第二、瘟疫传播途径

吴又可通过《温疫论》分析了瘟疫的传播途径，他认为瘟疫传播有两个途径，即“天受”及“传染”。所谓“天受”，是指看不见的空气传播疾病，而“传染”指的是病患与其他人的接触导致疾病传播。吴又可说“凡人口鼻通乎天气”，所以“邪自口鼻而入”，从这一点上看，他明确发现了病毒和细菌是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的。

第三、瘟疫防治方法

经过大量实践，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了许多防治瘟疫的方法，除了外力作用，他尤其重视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作用。吴又可认为“本气充满，邪不可入”：如果人体抵抗力强，即使接触传染源，也未必发病。这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总之，吴又可的“杂气说”，以及其著作《温疫论》将中国古代防控瘟疫的思想和理论提到了新高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瘟疫与历史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城市发展水平一直很高，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始终保持着大量人口，社会繁荣带来的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古代瘟疫的传播和蔓延。中国先民通过防治瘟疫，摸索出了一套朴素的医学理论，而明末吴又可的“杂气说”和《温疫论》，将这种朴素的医学理论系统化、理论化、专门化，是中国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便放在现代医学环境中，它们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