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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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变

企业战略理论研究时间并不长，自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仅有半个世纪从时间跨度来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60、70年代的战略管理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史的考证》一书的出版，首开企业战略问题研究之先河。钱德勒在这本著作中，分析了环境、战略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结构追随战略”的论点。他认为，企业经营战略应当适应环境--满足市场需求，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随着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他被公认为，环境-战略-组织理论的第一位企业战略专家。 在此基础上，关于战略构造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两个相近的学派：“设计学派”和“计划学派”。设计学派认为，首先，在制订战略的过程中要分析企业的优势与劣势、环境所带来的机会与造成的威胁。其次，高层经理人应是战略制订的设计师，并且还必须督导战略的实施。再者，战略构造模式应是简单而又非正式的，关键在于指导原则，优良的战略应该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设计学派”以哈佛商学院的安德鲁斯教授为代表。 几乎与“设计学派”同时产生的另一个学派是“计划学派”。计划学派主张，战略构造应是一个有控制、有意识的正式计划过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负责计划的全过程，而具体制订和实施计划的人员必须对高层负责；通过目标、项目和预算的分解来实施所制订的战略计划等等。计划学派以安索夫为杰出代表。安索夫在1965出版的《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战略”这一概念，并将战略定义为“一个组织打算如何去实现其目标和使命，包括各种方案的拟定和评价，以及最终将要实施的方案”。“战略”一词随后成为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不难看出，尽管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企业战略的出发点是适应环境。环境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只有适应环境变化，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2)企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战略要适应环境变化，旨在满足市场需求，获得足够的市场占有率，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3)企业战略的实施要求组织结构变化及与之相适应。经典的企业战略实质是一个组织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因而，在战略实施上，势必要求企业组织结构要与企业战略相适应。

(二)80年代的战略管理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取得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地位。波特认为，企业战略的核心是获取竞争优势，而影响竞争优势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企业所处产业的盈利能力，即产业的吸引力；二是企业在产业中的相对竞争地位。因此，竞争战略的选择应基于以下两点考虑：(1)选择有吸引力的、高潜在利润的产业。不同产业所具有的吸引力以及带来的持续盈利机会是不同的，企业选择一个朝阳产业，要比选择夕阳产业更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获利能力。(2)在已选择的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优势竞争地位。在一个产业中，不管它的吸引力以及提供的盈利机会如何，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企业要比劣势企业具有较大的盈利可能性。而要正确选择有吸引力的产业以及给自己的竞争优势定位，必须对将要进入的一个或几个产业结构状况和竞争环境进行分析。 概括起来，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1)产业结构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2)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和执行一种基本战略影响产业中的五种作用力量(即产业结构)，以改善和加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地位，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低成本或差异化)；(3)价值链活动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可以通过价值链活动和价值链关系(包括一条价值链内的活动之间及两条或多条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来实施其基本战略。 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行业竞争结构分析理论在过去20年里受到企业战略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且成为进行外部环境分析和激发战略选择最为重要和广泛使用的模型。

(三)90年代早期的战略管理理论

近些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导致竞争环境日趋复杂，企业不得不把眼光从外部市场环境转向内部环境，注重对自身独特的资源和知识(技术)的积累，以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力(核心竞争力)。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又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从此，关于核心能力的研究热潮开始兴起，并且形成了战略理论中的“核心能力学派”。 该理论的理论假设是：假定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包括知识、技术等)，形成了独特的能力，资源不能在企业间自由流动，对于某企业独有的资源，其它企业无法得到或复制，企业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 该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保持竞争优势以及获取超额利润的决定性作用。这表现在战略管理实践上，要求企业从自身资源和能力出发，在自己拥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进行经营活动，从而避免受产业吸引力诱导而盲目进入不相关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 但是，核心能力理论在弥补了注重企业外部分析的波特结构理论的缺陷之同时，本身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由于过分关注企业的内部，致使企业内外部分析失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1995年，David J.Collins和Cynthia A. Motgomery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资源竞争：90年代的战略》一文。该论文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的认识更深了一层，提出了企业的资源观 (Resourses-based view of the firm)。他们认为，价值的评估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而且要将企业置身于其所在的产业环境，通过与其竞争对手的资源比较，从而发现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所谓的企业资源是公司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各种要素组合。公司可以看作是各种资源的不同组合，由于每个企业的资源组合不同，因此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公司。只有公司拥有了预期业务和战略最相匹配的资源，该资源才最具价值。公司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

(四)90年代后期战略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大多建立在对抗竞争的基础上，都比较侧重于讨论竞争和竞争优势。时至90年代，战略联盟理论的出现，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企业间各种形式的联合。这一理论强调竞争合作，认为竞争优势是构建在自身优势与他人竞争优势结合的基础上的。但是，联盟本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基于竞争基础上的合作，使得这种理论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企业还在寻求一种更能体现众多优越之处的合理安排形式。进入 90年代中期，随着产业环境的日益动态化，技术创新的加快，竞争的全球化和顾客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企业逐渐认识到，如果想要发展，无论是增强自己的能力，还是拓展新的市场，都得与其它公司共同创造消费者感兴趣的新价值。企业必须培养以发展为导向的协作性经济群体。在此背景下，通过创新和创造来超越竞争开始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新焦点。 美国学者James F. Moorel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标志着战略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突破。作者以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描述当今市场中的企业活动，但又不同于将生物学的原理运用于商业研究的狭隘观念。后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似乎仅仅表现为最合适的公司或产品才能生存，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驱逐弱者。而穆尔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这一全新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战略理论的限制，力求“共同进化”。穆尔站在企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的层面上，把商业活动分为开拓、扩展、领导和更新四个阶段。商业生态系统在作者理论中的组成部分是非常丰富的，他建议高层经理人员经常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等七个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系统内的公司通过竞争可以将毫不相关的贡献者联系起来，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在这种全新的模式下，作者认为制定战略应着眼于创造新的微观经济和财富，即以发展新的循环以代替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战略设计。

二、艾尔菲雷德-钱德勒的生平事迹

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业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只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

钱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公司走出国门、进军欧亚的时期，钱德勒后来立志研究美国企业的发展与扩张史，正迎合了时代大潮。

钱德勒的身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母亲卡罗尔？钱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女儿（钱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于此），父亲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海员。这位海员曾率领全家用一年的时间，沿着当年查尔斯.达尔文追踪物种起源的路线，驾船航行到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许正是他父亲的这种探索精神，影响着钱德勒追踪企业进化史达六十余年。而钱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学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国铁路杂志》主编亨利.瓦农.普尔（Henry Varnum Poor）。在所有的亲属中，普尔对钱德勒的学术影响是最直接的。当年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所依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就是普尔的遗产。另外，钱德勒还是美国历史上传奇人物、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远亲。时间再近一些，钱德勒的外祖父， 1903年至1916年间一直担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学工程师，曾帮助杜邦公司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改组。钱德勒出生于一个跟这么多企业名人“沾亲带故”的家庭，他对大公司的看法自然会带上家族的烙印。厘清大公司的来龙去脉，解读大公司的发展奥秘，或许就是日后钱德勒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原动力。

钱德勒生来是一个擅长文字叙述的天才，青少年时代他就脱颖而出。六岁（也有人说是七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本适合小学六年级水平阅读的美国历史读本。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读了19遍，并且在当时就决意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青少年时代的钱德勒是一块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点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师。学生时代，钱德勒先后就读于埃塞克特学院、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1940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美国海军，服役于大西洋舰队摄影特遣队。在军队里，钱德勒的具体工作是分析判读航空照片，这种工作既需要对整个航拍区域进行宏观把握，又需要不遗漏每个局部，并敏锐地观察具体细节。这种工作方法上的训练，对他后来的企业史研究不无裨益。另外，在服役于军队的这一段时间内，钱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层制体系的效率，使他对大型组织的运作有了切身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钱德勒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学术氛围和治学传统，铸就了钱德勒独特的学术品质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导下，钱德勒攻读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为涂尔干）的著作，从而产生了对社会学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为他后来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企业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参加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建立的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成为一名年轻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创新”理论，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赋、家庭背景、经历、名师等，铺垫着钱德勒的学术道路。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他住在曾外祖父普尔的家中，普尔留下的许多当年铁路建设的一手资料，促使钱德勒把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普尔的传记。于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为题材的论著《亨利.V.普尔：商业编辑、分析家和改革家》诞生了。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实际上其内容则远远超出了人物传记的范畴，是美国早期企业发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尔传记的写作中，钱德勒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历史归纳”和“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学本身离不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本素养，他在这方面又得益于帕森斯和熊彼特。普尔当年绝不会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资料，成为后代子孙跻身学术殿堂的阶梯。博士论文写作是钱德勒治学的开始，在读博期间，他还参与了《罗斯福书信集》的编辑工作。

1952年钱德勒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里，钱德勒的学术风格逐渐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尔的传记外，他还帮助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撰写自传—《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

1962年，钱德勒出版了《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这一巨著后来被人们称为钱氏三部曲的第一部，从此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为代表，论述了分部制管理结构的产生完善过程。当早期美国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和横向合并两种战略竞争市场份额时，集权的职能制结构得以逐步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国门，实行海外扩张和多元化战略，管理结构也随之改变，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发明的分部制管理结构。

1963年，钱德勒转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在霍普金斯执教的日子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企业史研究工作，写出了《铁路：美国的第一个大企业》，并参与了《艾森豪威尔文集》的编辑。1971年，钱德勒被哈佛大学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负责该校的企业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钱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这部书通过引证大量原始资料，论证了美国企业诞生壮大过程中的关键变化—等级制管理团队的出现和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在这种变化背后，支配这种变革的是企业对降低成本，进而提高竞争力的追求。钱德勒认为，在管理协调的效率大于市场协调的效率前提下，会导致企业管理层级制的产生。

从“进步运动”时期开始，美国人对大公司就充满了警惕。在美国多数人眼里，大公司的发家史渗透着罪恶。这种“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论断。但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以翔实的资料和分析表明，美国的大企业，既不是恶棍式的强盗，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们仅仅是追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公司的各种战略和策略，不外是适应市场的状况做出各种调整而已。当市场不稳定的时候，企业会倾向于纵向一体化和横向联合；当市场较稳定时，如果市场的效率提高，企业会倾向于剥离非核心业务。

经过学术上的长期积累，1994年，钱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后一部—《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此时，钱德勒已经是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全球领域。经过详细的考证，他论述了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结束这一段时期内，美、英、德三国企业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组织能力”的概念。他认为，组织能力是通过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续投资来获得的，只有企业获得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强大的进入壁垒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来的进入壁垒。一旦企业获得了这种组织能力，即使因为战争等原因而暂时失去市场，也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市场占有率。这可以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和德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表现的巨大反差看出来。

从1993年开始，钱德勒将眼光放到了完成现代转型后的四个高技术行业：消费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在这项研究中，钱德勒以他一贯严谨的作风，详细考证了这些行业在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的发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在高技术行业的研究中，钱德勒将他创立的“组织能力”概念进一步深化，强调基于三种知识类型—技术、功能和管理的组织能力。在钱德勒的语境中，现代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靠以技术和功能为基础的“综合学习能力”，这并非说管理变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结构和经理人地位确立后，管理不再是企业进行竞争的一个主要变量。在钱德勒看来，现当代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于综合学习能力的获得和维持。获得了学习能力，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否则就会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一书中，钱德勒为他的企业史研究做出了总结。他认为，纵观三次产业革命，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首先，每一次产业革命的长期领先者都是遵循优势战略而获得成功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大规模收购和剥离活动的内涵。其次，各个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成型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企业必须抓住机遇进行相关投资，形成并维持自身的综合学习能力，构筑进入壁垒，一旦错过机遇，成功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就会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这四个高科技产业的专门研究时，钱德勒已经是87岁的耄耋老人了，然而，这位企业史专家并没有因为年龄而放弃创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 Ramsay）的传记时，不幸仙逝，享年90岁。

三、钱德勒关于企业管理提出了什么概念

钱德勒的三部巨著《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规模与范围》，被学界誉为经典。他在《战略与结构》中提出的分部制企业结构，被欧美学者称为“钱氏模型”。钱德勒的著作不是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而是通过严密地经济学分析来阐述故事背后的世界大势，这一大势的走向就是现代人类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在经济学界，有人声称，钱德勒关于企业组织与管理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使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轰然坍塌，他的成就是任何经济学家都绕不过去的高山（见路风为《战略与管理》写的中文版序言）。对管理学而言，多数管理学家往往着眼于管理之“器”，而程度不同地忽视了管理之“道”，钱德勒则立足于管理之“道”的探求，给人们揭开了管理现象背后的形成机理。从钱德勒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企业史对于管理学发展的沉甸甸的份量。

四、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学术思想

钱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主要讨论美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革命。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钱德勒不仅明确提出了和“看不见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见的手”的论点，指明了“看得见的手”已经在企业中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同时还在该书前言中列举了为什么管理协调“有形的手”取代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八个论点。

(1)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

(2)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

(3)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

(4)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

(5)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

(6)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

(7)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

(8)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能够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显著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企业的管理革命”。

《看得见的手》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纽康门(Newcomen)学术奖和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Bancroft)美国历史研究奖，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图书最高奖普利策(Pulitzer)奖。钱德勒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令人遗憾的是，据说由于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切定位钱德勒的地位”，使得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影响深远。